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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愿弟等之悍然”
对曾国荃的兴家创业，曾国藩的态度相当矛盾。
首先，他对曾国荃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
长久以来，曾国藩对家族怀有深深的愧疚心理。旧时代的通例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曾国藩的亲兄弟惦记着依靠曾国藩出人头地，他的众多同族、亲友，也都盼着沾他的光。虽然曾国藩偶尔也会寄钱回家，分润亲族，然而，在“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约束下，曾国藩对他们的关照，与他们的期望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
好在现在曾国荃替他弥补了这一遗憾。曾国荃在自肥的同时，又源源不断地大手笔资助同族以及亲友。不光曾国藩几个原来生活相当困苦的妹妹都有了田宅之安，连远房亲友都不再有流离失所之人。
同时，对曾国荃为曾家办的几件大事，曾国藩也非常满意。改葬父母是困扰曾国藩多时的一大心事。办母亲丧事时，因长沙有警，所以仓促从事。父亲去世，曾国藩心情极差，葬地选择也不如意，风水师说有“凶煞”。因此他说：“余在家疚心之事，此为最大。”(42)曾国荃接替曾国藩回乡之后，不惜重金，请最好的风水先生为父母寻找坟地，改葬的事办得风光圆满。故曾国藩在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信中说：
沅弟办理此事，为功甚大。兹以国朝名人法书名画扇三十柄奉赠，酬庸之物颇丰。我父母亦当含笑于九原也。(43)
咸丰九年曾国荃、曾国潢共同主持五兄弟分家时，曾国荃对其他兄弟多所补贴。曾国藩在咸丰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家信中说：
沅弟信中有分关、田单，一一读悉。我于家中毫无补益而得此厚产，亦惟学早三爹，频称“多多谢”而已。余敬澄弟八杯酒，曰：劳苦最多，好心好报。又敬沅弟八杯酒，曰：才大心细，家之功臣。都要吃个满斟硬刮。(44)
分家之后，曾国荃对其他几家，也一直慷慨相助。从这个角度看，他之所以努力捞钱，实际上为的是整个家族，对这一点，曾国藩私心极感安慰，所以他说：
家事承沅弟料理，绰有余裕。此时若死，除文章未成之外，实已毫发无憾。(45)
曾国藩晚年还曾对赵烈文说过这样的私房话：
（曾家）亲族贫困者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但多年为官，心中不免缺憾。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46)
后来曾国藩还这样对儿子们说：
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47)
这是曾国藩坐地分赃的最好自白。让老九唱白脸，他唱红脸，这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与此同时，对于曾国荃的贪婪心性和粗豪作风，曾国藩也一直没断了敲打、规劝和批评。
曾国藩曾对赵烈文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七年，曾国藩乡居在家时）纪泽之妻病，其母自省城来视，欲买高丽参。（曾家人）问，乡僻无上药，既自省垣来，何反求之下邑耶？对曰，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国藩初不信，派人探问，则果有其事。老九在省买高丽参数十斤，临行装一竹箱，令人担负而走，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创上，亦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48)
全省城的高丽参都被曾国荃买光了，以至于亲家不得不从省城到湘乡来买药。
曾国藩还对赵烈文提及曾国荃做事太拙，贻人口实。比如为了造屋，他强买百姓家的大树，花钱不少，结怨也多。“吾乡中无大木，有必坟树。或屋舍旁多年之物，人借以为荫，多不愿卖。余弟已必给重价为之，使令者则从而武断之。树皆松木，油多易蠹，非屋材，人间值一缗者，往往至二十缗，复载怨而归。”(49)
曾国藩说，曾国荃买田得地，强求整片结方，如若曾家田地中夹有他姓田地，必重价购致，“不愿则强之”“大遗口实”(50)。曾国藩感慨地说，别人买地多过曾国荃数倍，但只有曾国荃落人口实：“故湘中宦成归者如李石湖、罗素溪辈买田何啻数倍舍弟，而人皆不以为言。舍弟则大遗口实，其巧拙盖有如天壤者。”(51)
对曾国荃在家乡建起的那座大屋，曾国藩一直持保留意见。除了怕求田问舍影响曾氏兄弟的声望外，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一重担忧：大清元气凋丧过甚，他担心太平天国即使镇压下去，天下其实仍难太平，另一场大乱随时可能到来。乱世之中，露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因此，在曾国荃修建大夫第的过程中，他一直竭力想限制其规模。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到曾国荃所画的房屋图样后，他写信说：
若另起祠堂于雷家湾，而此仅作住屋，则不宜太宏丽。盖……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52)
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常常是当作耳旁风。对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兄，曾国荃既佩服，又经常不以为然。收到曾国藩此信之后，曾国荃回信蛮横地说：
外间訾议，沅自任之。(53)
在曾国藩的不断批评下，这座大宅越修越豪华。曾国藩也无可奈何，内心却十分担忧。
咸丰十年九月廿八日日记中，曾国藩这样记道：
接胡宫保信，内有与陈作梅密信，因作梅已赴江西，余拆阅。中言沅甫乡里之评，如此大非乱世所宜，公可密告涤丈箴规之云云。余因作梅在此数月，并未提及一字，不知所指何事。因问少荃曾闻作梅说及我家事否。少荃言曾闻作梅说及沅甫乡评不好。余细叩何事，渠言洪家猫面脑葬地，未经说明，洪家甚为不服。洪秋浦有信寄余，其中言语憨直，因隐藏未经寄营。本县绅士亦多见此信稿者，并劝余设法改坟，消患无形等语。又言沅甫起新屋，规模壮丽，有似会馆。所伐人家坟山大木，多有未经说明者。又言家中子弟荡佚，习于吹弹歌唱之风云云。余闻之甚为忧惧。……睡后，细思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干造物之忌，而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悚惧。(54)
可见曾国荃经常“不经说明”，就直接占人家的地，伐人家的树，所作所为，一定程度上已经激起“公愤”。
对这座大屋，曾国藩一直没有亲眼见到，却从来不以为然。直到同治六年九月初十，他尚在与赵烈文的谈话中嘲笑曾国荃的这一做法：“舍弟宅外一池，闻架桥其上，讥之者以为似庙宇。所起屋亦极拙陋，而费钱至多，并招邻里之怨。”(55)
虽然不要求曾国荃和自己一样清白如水，曾国藩也不能容忍这个弟弟彻底破坏曾氏家族的俭朴形象。同治元年，曾国荃以安庆归来所获之资完成大夫第第一次扩建，再次回到军营后，曾国藩对他的训诫批评明显增多，口气也更加严厉。
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曾国荃时有妄取之处，而对亲族的馈赠也经常过多，导致别人的讽喻批评：
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56)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还提醒曾国荃，要求他下“廉”字功夫，实是因为家门气运太盛，要以此“自概”：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斟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当年霍光秉政二十多年，权倾天下，死后其子孙恣意放肆，结果满门抄斩，与霍氏相连坐被诛灭者数千家。诸葛亮之侄儿诸葛恪为吴国辅政大臣，也因骄愎招怨，被孙峻设计于酒席间斩杀。曾国藩引用这两段史实来告诫老九：如果你不知儆戒，近者祸于其身，远者报于子孙。这就是“天概”。天概是通过仇家之手来完成的。鉴于此，必须先自己来概，即自己来抑制自己。
“保泰持盈”是曾国藩一直着力思考的问题，也是他清廉自守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谨慎、忧惧是曾国藩性格的重要特点。由普通农家子弟跻身朝堂，这巨大的身份变化令他一直惴惴不安。从道光二十五年他名自己的书斋为“求阙斋”，就可以看出他自那时起，就已经着力思考如何持盈不坠了。
在那之后，“我家气运太盛”“正当全盛”之类的话就屡屡现于家书，自概之道，也是他经常向诸弟所讲的道理。
曾国荃对这类絮絮念一直非常讨厌。收到这封信后，曾国荃写了一封回信：“于人概天概之说，不甚厝意。”说当今之天下，乃“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57)。曾国藩的观念，已经落伍了。
曾国藩仍不生气。他对诸弟的一贯做法是苦口婆心，反复开导。六月二十日，曾国藩又去信提醒曾国荃要注意自身声望，因为声望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在官场中的发展：
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熄。
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58)
就是说，众口的那些议论，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那么，有些人，认为你们无缘无故说我，我很委屈，所以更悍然不顾，我行我素。结果肯定倒霉。另一些人，认识到众口铄金的力量，小心谨慎，就会平安无事。所以我希望你要谦抑，而不要悍然。
直到同治三年被迫返乡，曾国荃才头一次明白了其兄的苦心。
曾国藩提醒他注意名誉的那些规劝，此时看来成了先见之明。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漫天箕口复纵横”。曾国藩只好以养病的名义替他奏请开缺，要求“回乡调理”。奏折一上，朝廷立刻批准，这是曾国荃官场上受到的第一次严重打击。从此他对曾国藩的劝诫不再一味反驳，特别是同治七年他与官文冲突导致湘军集团受到影响之后，他对曾国藩的话越来越认真听受。曾国荃晚年写信给侄子曾纪泽，也认为是兄长的教导使自己找到了与官场相安的途径：
余昔日自作聪明，间或背文正公之教训而私智自逞，往往不能妥叶。今稍符于众议者，实皆恪守懿训而弗爽也。(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