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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可以成为最后贷款人
我们在第8章看到，当发生金融危机使得金融体系运转不畅时，工业化国家中央银行可以进行最后贷款人操作以限制银行体系不稳定程度。然而，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的反通货膨胀可信度受到怀疑，而且债务合约一般都是短期并以外币计价，最后贷款人操作成为双刃剑，可能使金融危机加剧，也可能使危机减轻。例如，在1987年股票市场崩盘期间（见第10章），美联储从事最后贷款人操作，市场上没有一点发生高通货膨胀的迹象。然而，对于反通货膨胀可信度不如美联储的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之后向金融机构贷款（即使是以最后贷款人的名义）也可能会引起对恶性通货膨胀失控的担忧，从而导致更严重的货币贬值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金融市场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加剧可能只会使金融危机更加严重。
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成功地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的能力非常有限。然而，由国际最后贷款人提供的流动性就不会产生这些不良后果，在稳定本国货币价值的同时还可以增强本国资产负债表。此外，国际最后贷款人有能力避免蔓延现象，即对一个新兴市场货币进行投机性攻击成功，会导致对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的攻击，进而使对金融和经济的破坏蔓延。因为新兴市场国家时常需要最后贷款人，而本国又不能提供，所以很需要一个国际机构来扮演这个角色。事实上，自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已经充当了最后贷款人，约束并为受到金融不稳定威胁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
然而，来自国际最后贷款人的支持也有自身的风险，尤其是对不负责任的金融机构的救助可能会导致其过度冒险，从而更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在墨西哥和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这些国家的政府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以保护存款者和银行机构的其他债权人免遭损失。这种安全网带来了众所周知的道德风险问题，因为存款者和其他债权人没有激励监督这些银行机构，也就不会在这些机构过度冒险时抽回存款。结果是这些机构有过度冒险的激励。事实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最突出的是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艾伦·梅尔茨主持的国会委员会）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墨西哥危机期间的贷款（用来救助外国贷款人）就为东亚危机作了铺垫，因为就算出现问题，这些贷款者也会得到救助，因此他们还会提供资金用来过度冒险。[1]
国际最后贷款人必须想办法限制这种道德风险问题，否则其只会使形势更糟糕。国际最后贷款人可以明确表示其只会向那些实施适当措施以防止过度冒险的政府提供流动性救助。此外，其可以通过限制政府救助本国金融机构的股东和未保险的大债权人的能力以减少过度冒险激励。一些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者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对其放贷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以促使这些国家控制道德风险问题。
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从事最后贷款人操作的国际机构来说，有一个问题，即他们认为如果其不提供援助，新兴市场国家将遭受极度困难和政治动荡。这些遭受危机的国家的政治家们可能会利用这些担忧与国际最后贷款人玩博弈游戏：他们抵制必要的改革，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妥协。在1994年墨西哥危机期间便显露出这种态度，而且在东亚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印尼的谈判中尤其突出。
[1]见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Advisory Commission,Report（IFIAC：Washington,DC，2000）.